報導文學

　　無論是過去日治時期的戰爭歷史、白色恐怖的五○年代、抑或是原住民遭受欺壓宰制的命運，都是以前我們所熟讀的歷史教科書片段，許多部分更是看得不下十數次，然而，縱使對於當時的歷史，我們掌握了整體的印象與脈絡，但那卻是表面的印象與脈絡，我們並未真正擁抱過這段歷史。

　　或許，即使透過了紀錄片和報導文學，我們也並不能真正擁抱這些曾經的過去，然而透過史料、當事人的口述，藉由影像或述諸文字，將這些我們較不為人知、甚至是要消失在歷史上的事件故事，攤開呈現，更令我們能夠深刻感受到過去這些事件的歷史深度，而不同於僅是單單一個歷史上的名詞。

　　這次看了紀錄片《綠的海平線》、《春天》以及報導文學的〈戰士乾杯〉、〈台灣好女人〉、〈憤怒的白歌〉，雖然他們各自有不同或相近的主題，然而除卻都有將那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揭露於大眾眼前，他們也都有一個極大而明顯的議題──身分認同的議題。

　　在《綠的海平線》裡，日本募集台灣少年去日製造軍用飛機，台灣少年卻在離開與回來台灣之時，面對著不同的族群，離開前是日本人，回來後是中國人。《春天》、〈台灣好女人〉、〈憤怒的白鴿〉，則與《綠的海平線》中的台灣少年面臨了相同的問題，引述一段〈台灣好女人〉許金玉的說法：「我那時候對祖國抱著好大一份期望，心想，這下我們終於可以翻身啦！我們不必再過過去欺壓的生活了」，好不容易脫離了日本人，祖國的中國人來台，「他們帶來的卻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失望」，顯示出台灣人對兩個族群的內心掙扎。

　至於〈戰士乾杯〉，在文本起頭黃春明即有一段非常深刻的文字：「他們四代的男人，除了當自己部族的勇士去抵禦外敵，不是當了侵略者異族的士兵去，為敵人打另外一個敵人的敵人，就是每一代──甚至於不到一代之間，又換了侵略者，當了別人的戰士，去跟一個根本和他們無冤無仇的人，把他們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敵對起來。這般荒謬的情形，在今天這個世界裡，恐怕更難找到了吧。」呈現出台灣原住民面臨不同的侵略者，所遭受的被宰制命運。

　　回想起當初高中歷史老師講述日治時期剛結束的台灣歷史，提到當時的中國人是看待台灣人如被壓制的奴隸，所以非常地看不起台灣人，殊不知自己的行徑反而被台灣人視為是更比不上日本人的，台灣人卻夾在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始終得不著平等的待遇。

　　當時歷史老師還講了她所遇過的菲傭作為類比，她說這些外籍勞工來到了台灣，僅能處於社會的中下層，被台灣人所看不起，但習慣了台灣物質水平高的生活，當他們在回到自己的國度家鄉時，卻難以接受自己出身地的貧乏生活。一方面，這些外籍勞工來到台灣以後，有著大把薪資能寄回家鄉，身分不同以往，但由於他們已經接受了台灣的生活型態，使得他們又不能接受過去的家鄉生活，可是到了台灣，縱使他們渴望或習慣這樣的生活型態，他們卻又不為台灣人所接受，致使他們就夾在台灣與自己的國家之間，面臨著身分認同的煎熬。

　　雖然外籍勞工的故事有些微的不同，卻跟這些紀錄片與報導文學文本中的當事者有著類似的處境，以及其他諸多所面臨的語言問題、文化問題、政治問題、制度問題、民生問題，甚至於時代問題。

　　就以《綠的海平線》而言，看著那那每一個當事人年過半百的面容，講述著自己到日本去製造軍用飛機的過往，想像著他們當時究竟是以一個如何的心情，選擇到日本去的呢？當然，當時他們大多有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就是窮──與那些來台的日本人相較之下，台灣人實在太窮了，經歷過這樣的貧窮，倘若有個這樣的機會，能夠為家裡增添一點錢，又為何不去呢？這是當時的一個民生狀況、民生問題，而這些個台灣少年們個個都是對著未來有青春的期盼，倘若學得一技之長，豈不是能夠有個更美好的未來嗎？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在日本人的壓迫下，才勉強參加的。然而，不論是自願也好，不得不參加的也好，他們終歸是到了日本去。

在這些紀錄片與報導文本中，我們看見了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曾經，或是同一時代或是不同時代，面臨著相似情況或是不同情況，不同人所做的相同或不同選擇，還有在那個大時代背景下，他們生命命運所受到的影響與傷害。然而，我們看到，在這些人身上，他們的痛是那麼的真實，他們的煎熬也是那麼的真實，或許有像白色恐怖的「他們的痛苦並非沒有意義」，但是卻也有那些個不為人知的苦難歷史。也由此得見，我們所知的歷史，依舊有太多的空白與灰色地帶，並未真正被立體地建構出來，但或許也由於歷史的洪流沖刷，許多的曾經早已遭到埋沒而消失，似乎也難以被建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