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留聲機
看〈春天〉一片與〈憤怒的白鴿〉一文時,我並非以女性的角度進行觀看,僅僅是單純地視許金玉與馮守娥為「人」而毋關性別,因為我想了解的是:「身而為人,他們在做著哪些事以捍衛其堅守不移的信念呢?」;想試著體會曾經遭到殘酷政治迫害的他們對於那些歷史留下的印記想說的又是什麼呢?
許金玉與馮守娥的童年皆處於日治時期,深刻體會過「二等公民」的不公。另外,特別的是兩位都有位思想於當時已是十分開明的父親,傳達給他們前衛的政治觀,同時也感染了許、馮兩人對「祖國」的美好想像,但這份真摯近乎無邪的情感卻在日後因實際情況與民主觀念的衝擊下,被銷毀的一乾二淨,甚至逆轉了他們的人生,使得兩人的荳蔻年華便與囹圄歲月劃上不甘心的等號。而對於性別的不苟同與女人特有的韌性,又使他們也有能力為自己與他人撐起一片天,不因鎮壓而倒下。
閱讀他們的人生經歷時,首先是對家庭、學校以及社會的教育功能所起的強大力量感到咋舌,因為如此,許、馮二人才對自己的身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得以盡情以行動詮釋他們的所感所受。雖然,對我而言,他們的詮釋並非盡然認同,比如我不會因為被栽贓為共產黨員而有「那我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這樣執著的想法;也不會唱「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鬥爭裡」,我壓根兒討厭「鬥爭」兩字,那是多少冤魂構成的字呀!不過,對於政治的認知差異歸咎於所處時代的不同,畢竟那樣高壓的時代需要有滿腔的熱血才能與其抗衡(然而,我到現在都無法明確指出這樣的熱情是對或錯)。即使不能完全與其共鳴,他們當年作為時代衝鋒者的無畏犧牲精神仍強烈撼動著我內心很懦弱的一塊,並且令我慚愧地沉默著。尤其在讀到馮守娥認為「解放女性不能學習美國的女尊男卑,女人應該從本身做起,提高自己的能力」時,我驚訝於我們觀念的不謀而合,也深深感到馮守娥思慮的縝密周到。
生於現代臺灣,我能夠暢所欲言,但不見得我比許金玉或馮守娥發表了些更有價值的言論,或揮筆桿寫下一個不虛度的人生。也因為「表達」顯得過分簡單,我不知珍惜而常大放厥詞,但對許、馮二人而言,因為當權者的誤解,使他們長久成了政治腥風血雨裡的祭品,不得自由直陳他們的無辜的心聲。在紀錄片剛開始,許金玉解釋他一幅有隻白鷺鷥翱翔在海面上的畫作時,一句「飛過那海就好」使我感到他埋在平和笑臉下的長年孤寂,那是在訴說後人也許可以讀懂歷史,但讀不透他們因堅持不願被政治扭曲人格,以血淚換來的清白,那是不能被感受的陳年傷口。當年的一次次政治迫害就像一片無邊無際的惡海,而許金玉與馮守娥是美麗的白鷺鷥,即使疲憊不堪、傷痕累累,也毫無畏懼地飛越。
戰士餘音
不論是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或是替他國的人民當砲灰,有多少個士兵真的清楚自己是為了什麼而戰呢?戰場上的兵不是發子彈即是被子彈打穿,旋即悶不吭聲地倒下。
從前,有一群對未來充滿美好想像的少年打賭似搭上船前往太陽國,其中有些人在途中想起了些什麼,於是從甲板向沒有經緯度的海面尋找福爾摩沙,但這座美麗的島只剩下綠色的海平線若隱若現躍進眼中,彷彿虛幻的海市蜃樓。另一群島上長久居住在山區的人民,則似懂非懂扛起槍、戴上軍帽,準備為陌生人打另外未曾謀面的陌生人。
每次提到戰爭,我總是不能忘記龍應台女士在《大江大海,1949》中對戰場的非人重現,那是一塊沒有笑聲的地方,只有死神屯墾在那,以滴滴鮮血滋養黃沙土。「士兵」一詞總是給我無盡的蒼涼,純粹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詞彙。紀錄片〈綠色海平面〉裡的受訪者在當年雖不是士兵,而是為日本人趕工製造戰鬥機的無薪工人,但熾熱的砲彈從不講究身分,「轟!」地就是一個窟窿,年輕的工人同樣每天過著提心地吊膽的生活,「活著」只是源源不絕使他們產生絕望感。〈戰士,乾杯〉文中,原住民熊的父親因為幫錯了人,於是不偉大,甚至淪為匪類,這樣的陰錯陽差,他在地下豈不匪夷所思?而不論活著或死去,這群犧牲者皆承受過我不能想像的苦痛,但如今他們都時間蛀蝕而疏鬆了,聲音也逐漸稀微,如灰塵一樣飄搖在人間,逐漸被遺忘。黃春明先生筆下的熊談起親人的舒和口氣便是最好的證明,戰爭只要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彷彿所有罪惡皆被預先原諒。
兩部作品的時空背景與故事其實已是司空見慣,但令我唏噓不已的是歷史的重複性與無辜者的無止犧牲,此兩者給予我龐大無力感,而黃春明先生是否也是被這樣無助的感覺逼迫得痛哭失聲呢?我們眼睜睜看著一起悲劇發生,但無力挽回什麼,只是任憑施暴者將暴虐傾軋在無法還擊的受害者身上;任憑地面的暗紅色面積逐漸擴大。黃春明先生以酒敬因人類私慾而犧牲者,但我不想醉,願清醒而顫抖地敲著鍵盤,以與他們所受苦難不成比例的文字向這些無名戰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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